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0年严冬。两名中国革命者的遗孤罗小蛮和楚楚被送到莫斯科附近的国际儿童院。这是一所专门收养各国共产党领袖子女的寄宿学校。在这里楚楚和小蛮认识了祖父般慈祥而又严厉的院长瓦特金和一批外国孩子。 新奇又温馨的学校生活使他们融入了这个大家庭，却难以忘怀在日寇铁蹄下遭受蹂躏的祖国。 夏天，儿童院的孩子们到各自喜爱的夏令营度假。楚楚和中德混血儿张卡尔来到了明斯克。到达夏令营的第二天，也就是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的炮火摧毁了孩子们平静的生活，一场惨绝人寰的悲剧开始了。 法西斯强盗当着孩子们的面杀害了他们的女教师维拉。所有的孩子与战俘和平民一道沦为囚犯。 儿童院要把没到夏令营的孩子们疏散到西伯利亚去。罗小蛮等几个男孩趁乱留下来，决意参军与法西斯战斗。可他们混不上军用列车，从此过上了流浪的生活。 罗小蛮为了换取充饥的面包，加入了卖血的队伍。当苏维埃的老区长得知这些孩子是国际儿童院的学生时，顿生恻隐之心，为他找了一份给别人送“死亡通知书”的工作。在“死亡天使”的工作中，他收养了一个失去双亲的小女孩娜佳，俩人相依为命。他们的住地附近关押着德军俘虏。强烈的仇恨驱使罗小蛮每天用弹弓“惩罚”敌人。终于，罗小蛮的弹弓袭击引起战俘的骚乱，苏军管理人员误认为是战俘暴乱，便开枪。罗小蛮将战俘们引入一座废弃的楼房中，就要被战俘们抓住的紧急时刻，他怀着强烈的复仇心理引燃了汽油桶，与敌人同归于尽。 德军占领区内，楚楚和孩子们被迫为德军洗马，孩子们伺机骑马逃跑，张卡尔拿德军的枪掩护，不幸他拿到的枪里没有子弹，他惨遭杀害。楚楚逃跑被抓回，被德国将军看中，侥幸不死。这个老将军看上了楚楚光洁细腻的金黄色皮肤，他要在上面进行“艺术创作”。楚楚痛哭、反抗都没有用，德军老将军在她的背上刺上了纳粹的图案和标记。然后将她扔在了两军交接处的野外。 红军救了楚楚，给她洗澡换衣时看到了那可怕的图案，楚楚忍住巨痛用火烧自己的背，但无济于事。红军医生想尽办法帮助她，可纹身的面积太大，多次植皮没能成功。战后，楚楚带着身心的双重伤害。带着法西斯的罪恶。默默地度过了凄惨的一生。 获奖情况： 1995年获第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郭柯宇） 1996年获第16届金鸡奖最佳故事片、最佳录音奖 第19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最佳女演员（郭柯宇）奖。 幕后制作 1995年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相关题材的电影纷纷出现，而《红樱桃》是少数记录二战欧洲战场中以中国人为主人公的影片。该片投资高达2700万元，却在公映当年创下了5000万元票房纪录。 影片外景地为俄罗斯，为该片提供了“原汁原味的异国情调”，深深吸引了一批对前苏联革命历史有着难以名状的怀旧“情结”的中年观众。该片获第十九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影片奖(叶大鹰)和最佳女主角奖(郭柯宇)。 《红樱桃》4000万票房背后的“秘诀” 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中国电影业多少有些落寞和黯淡，特别是电影的票房。但到了1995年，对中国电影来说似乎充满了好莱坞戏剧化的色彩。就在人们似乎对国产电影愈加失望之际，它却突然迸发了夺目的光芒，《红樱桃》、《阳光灿烂的日子》、《红粉》等影片创造的票房甚至超过了几部“进口大片”，尤其以《红樱桃》为最，以其高成本高回报的营销策略创造了四千万元的票房纪录。本报记者采访了导演叶大鹰，听他剖析《红樱桃》创造票房纪录背后的种种原因。 背景：革命后代与“红色情结” 围绕《红樱桃》的出世，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它所出现的时间以及它所涉及的时代背景。1995年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相关题材的电影纷纷出现，《红樱桃》走的却是另一条路线，它并不直指战争，也并非如影片《南京大屠杀》、《七七事变》直接触及本土的遭遇与反击，而是将故事的情境转移到了俄罗斯，而它讲述的又并非是一个“异国”的战争故事，而是中国的“烈士后代、革命前辈的故事”。 影片在当年宣传的时候就曾提到“朱德女儿朱敏，俄语名赤英（红色英雄之意），14岁进入前苏联的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为影片中‘楚楚’的原型”。编导人员在拍摄电影的过程中曾和朱敏沟通过，并解释剧本的主要内容是真实的，也会有艺术加工的地方，比如纳粹标记的文身为虚构部分，朱敏表示同意。 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影片的导演叶大鹰，当年在宣传《红樱桃》这部影片时不少媒体都提到该片导演叶大鹰是叶挺将军的孙子，他的父亲叶正明是叶挺将军的第二个儿子。这个身份的证明无疑为影片赋予了正统与主流的“质量验证”。对于是否因为自己的家庭身份而具有“红色情结”，叶大鹰则认为“这是媒体的说法，自己并没有刻意这么做，也许是一种巧合，用这个时代的感情去体会过去的人物和事情，会感觉特别有魅力。重大的历史事件我也欣赏，但我希望拍的是另一种电影，它和人物有关，与今天的观众贴近。” 包装：商业电影的成功个案 1988年叶大鹰根据王朔小说《橡皮人》改编成影片《大喘气》，那时他刚从电影学院进修班毕业两年，按照“实验电影”的路子表达自己想说的话和所要发泄的情绪，记者采访他时他曾提到“当年比较愿意走极端，包含了相当程度上的玩闹情绪，是由青年渐入中年的一种宣泄。到了1995年我拍《红樱桃》的时候就走向成熟了，拍片子更加规范化也更加商业化，要兼顾各方面投资者的利益，还要理解受众群。” “成熟”的《红樱桃》在某种意义上说，参透了商业电影的构造和秘诀，使得类似“原则”恰到好处地“落实”到这样一部主流影片当中。电影学者戴锦华曾分析“影片将故事场景移到异国，于是成功回避了本土情境中‘常识’的混乱，它选取了一个全球公认的恶魔———纳粹来充当故事的‘反一号’，纳粹形象的出现，有效地吸收了影片中暴力、色情呈现的不轨与非道德；相反成了一份充满正义感、乃至‘终极关怀’的崇高。”正因为影片外景地为俄罗斯，为影片提供了“原汁原味的异国情调”，所以在有意无意间吸引了它的特殊观众群：中年知识分子群。因为他们有着对前苏联及革命历史难以名状的怀旧“情结”。 叶大鹰在谈到对影片的“包装”时表示“作品当然需要包装，这是出于商业上的考虑，也是对投资人的保证。 但在创作过程中考虑更多的是一种真诚的态度，商业效应在这个过程中被忘却了，影片上映时这个元素又会再度显现，所以商业和艺术的矛盾是电影共同面对的问题，总强调两者的对立，就是回避自己的能力。“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形式是，与电影《红樱桃》同时套拍的还有电视剧《血色童心》，导演同为叶大鹰，梅婷和陆毅的青春面孔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红樱桃》与《血色童心》的”电影“”电视剧“套拍方式也为后来者提供了成功的经验。